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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運香港】餘淼傑:三大抓手貫徹落實五中全會精神

來源:北大國發院 | 作者:餘淼傑 | 時間:2020-11-25 | 責編:申罡

文|餘淼傑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


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們必須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格局,協調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也就是説,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當前一項重大任務,也是切實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主要抓手。結合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和十四五規劃建議內容,筆者以為,可從以下五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內循環。


1、健全公平競爭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2020年4月份,我國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其中明確指出要對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知識、管理等各類生產要素進行市場化配置。事實上,這是中央第一次把數據作為一種基本生產要素明確提出來,也反映了數據作為新時代數字經濟的一種基本構成要素,將會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發揮重要作用。10月份,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明確提出將國務院可以授權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委託深圳市政府批准,支持在符合國土空間規劃要求的前提下,推進二三產業混合用地。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筆者認為是因為綜合考慮到深圳作為全國創新標杆的超大城市,未來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將大幅提升,為切實提升居民生活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應同步相應提升建設用地的供給。同時,在多個指導文件中,中央都強調要健全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在保證做大做強國有企業的同時,給民營企業創造一個宜商親商的環境。


2、改善營商環境,降低貿易壁壘,儘快形成國內統一的大市場。


自2013年開始,我國先後在上海等21個省市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一方面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歡迎外商對華投資;另一方面大力改善營商環境,改事前審批為事中事後監管報備,積極推行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各項措施,大力降低了國內地區貿易壁壘。這些自由貿易試驗區“放管服”的改革優化了營商環境,隨後多層次地推廣到全國各地。“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十九屆五中全會及十四五規劃的建議等多箇中央地方文件更是多次強調要貫徹落實。近日,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要求也從實體經濟推廣到數字經濟。日前,國務院更是發文明確多項重點任務,在規範有序的基礎上,放寬平台經濟市場準入。


3、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培育內需,拉動消費。


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目標是為了擴大國內需求。當前,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局,國際經貿環境複雜多變,外需波動較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培育內需、拉動消費就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而居民消費的增長需要做到兩點保障:


第一,內需的培育需要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顯提升,正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只有通過減税降費,切實地提升居民的税後可支配收入,如此,即便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沒有提升,居民的消費也能得以提升。而減税降費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工具會帶來更大的財政支出,所以我們應該相應地提高財政赤字率。事實上,國際上多個國家的實踐經驗都表明,一國的財政赤字率提升到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是不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的。


第二,內需的培育也需要市場主體的健康存在。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市場上最重要的主體——企業能在危機中大量存活,居民的就業才能得以保障。只有就業有保障了,居民才有意願擴大消費。因此,筆者認為,“六穩”的各項內容是層層遞進的。“穩預期”是起點,“穩就業”是終極目標,只有穩住了就業,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才能有效提升消費。而事實上,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可以理解為實現“穩就業”的方式和手段。據相關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有90%的市場主體是民營企業,而其中又以中小微企業居多,所以,中小微企業能否在疫情的衝擊下存活就非常重要了。簡言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保證居民提升消費、拉動內需的有力政策工具組合。


4、發展“兩新一重”,推動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四化融合”。


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着重發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同時,做好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我們要做好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有機融合。需要強調的是,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相互相承、缺一不可的。離開了城鎮化的工業化會造成產業“空心化”從而不可持續。同樣,離開了工業化的城鎮化則因為缺少就業機會容易產業“貧民窟”。所以,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工業化和城鎮化需要協調發展。而信息化則是對工業化和城鎮化進行賦能升級。不同於以前的“工農剪刀差”機制,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5、以發展都市圈、城市羣為重點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打造創新平台和新增長極。城鎮化的發展是要優先發展大城市,打造大都市圈、城市羣,同時做好這些新興的都市圈、城市羣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長三角以及以珠三角為主體的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協同一體化發展得比較好,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羣還存在着明顯的中心—外圍城市結構,下一步要做好五大城市羣內部的“無縫連接”,避免存在“月明星稀”的經濟結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黃河母親河流域經濟生態圈。


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決不是否定國際循環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對外開放,相反是要更好地開放,要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筆者認為:


“更大範圍”的開放強調的是,之前我們可能更關注對歐美髮達經濟體的開放,在十四五規劃以及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們更要加強對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工業體國家的經貿往來。


“更寬領域”的開放指的是不僅要大力發展商品貿易,也要發展服務貿易;不僅要鼓勵外資企業來華投資,更要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直接投資。


“更深層次”的開放含義更豐富:第一,經貿開放的形式更為豐富。不只是實體線下貿易,同時要包括線上數字貿易,這其中又包含了商品數字貿易(比如電子商務貿易)、服務數字貿易(比如服務外包)和數據貿易(比如阿里雲、百度雲等服務)。第二,開放不僅僅是擴大出口,同樣重要的是擴大進口。這是因為擴大進口一方面可以減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也能顯著提升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提升居民福利。我國舉辦的三屆國際進口博覽會更是彰顯了中國擴大進口、推行全面開放的誠意。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過去四十多年,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遵循已有的國際經貿規則,但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應主動地參與構建制定地區多邊經貿規則。具體而言,我們要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1、大力推進地區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係(RCEP)自由貿易協議的實施。


日前,我國與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成功簽署了RCEP自由貿易協議。該貿易協議目前共有15個國家參與,區域經濟總量佔全球經濟總量的30%作用。相對於以前我國簽訂的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協議,RCEP主要有幾點不同:第一,貨物貿易更加開放,有90%左右的產品完全免税,並承諾在10年之內削減至零關税。第二,區域內部零關税並更加明確“原產地”原則,這有利於區域內15個國家更好地進行區域貿易,貿易創造作用明顯。第三,在投資方面,強調用負面清單的方式進行投資准入談判,市場準入門檻大幅度降低。第四,協議不只包括貨物貿易,還包括電子商務等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是個比較高規格的貿易協議。RCEP的順利簽署,不只有利於多個貿易協議國,更有利於鞏固以我國為中心節點的亞太價值鏈和產業鏈。


2、積極參與地區諸邊貿易協議和國際多邊貿易協議談判。


事實上,除了RCEP自貿協議以外,我們還應積極參與全面進步泛太平洋貿易協議(CPTPP)。相對於RCEP而言,CPTPP的要求更為嚴格,涉及到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的內容更多。除此之外,我們也要積極參與到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的多邊經貿談判中。以WTO的改革為例,我們應該針對裏面諸如對發達國家範疇的界定、權利和義務的對稱、市場經濟國的事實界定等關鍵事項,提出並宣傳好中國方案,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3、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自2013年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目前已有至少65個國家或地區加入到倡議中來,這對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着積極的作用。在目前“一帶一路”的項目合作倡導中,應差異化提倡“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項目。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參與國家是東盟十國,則更應強調我國勞力密集型產業的轉移與合作。而對陸上絲綢之路的參與國,則更應該強調資本密集型產能的合作。


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時,在十四五規劃期間,要繼續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可以説,五中全會和十四五規劃建議把創新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裏麪包含幾點內涵。


1、以技術創新推動產品質量升級,建設製造強國。


當前,我國的製造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9%左右,成為全球當仁不讓的“世界大廠”。但問題在於我國製造業總體上是“大而不強”,部分核心技術仍然依賴於外國生產。而這些關鍵技術國外也通常採用“出口禁運”等方式不準出口到國外。對於這些“卡脖子”技術不能簡單地存在着“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想法,必須努力做到核心科學技術自立自強。只有以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產品質量升級,打造完整、高端的產業鏈,才能真正實現製造強國。


不過,需要強調兩點。第一,要嚴格區分技術創新和工藝改進。一般的工藝改進可以由各個行業各個企業在實踐中不斷改進,但技術創新最主要還得靠國家和大型企業投入,依靠國家高端專門科研機構來進行。第二,國家要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來鼓勵科研人員進行技術創新。具體而言,就是要完善創新體制機制,實施按“才”分配,按貢獻分配的分配體系;同時適當延長專利保護力度和年限,鼓勵企業研發。


2、以制度創新構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突出了創新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需要強調的是,創新並不僅僅是指技術創新,也包含內容更為豐富的制度創新。其實,十八大以來我國一直推行的深化改革和全面開放就包含了豐富制度創新內容。比如自2013年開始設立的多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核心指導思想就是制度創新,要求各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而2020年6月出台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則更好説明了這一點。海南自貿港建設分兩步走。在2025年“十四五規劃”收官之時,要實現“早期收穫”,實現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到2035年則要實現全面開放,核心是制度集成、規則創新。從落地效果來説,海南全島在封關下實現零關税、低税率(企業、個人15%)、簡税制、強法制、分階段,逐步建立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適應的税收制度。


另外,剛出台的深圳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也是設計出多種政策來推動深圳的科技創新。目前,深圳的創新強度在全國各城市最高,即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達到4.1%左右,遠高於粵港澳大灣區的2.1%平均水平,也高於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2.6%左右,是當前我國的創新之都。而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深圳能否繼續保持其創新的活力則取決於其能否出台落實落地各類創新激勵政策,激發人才創新活力,一方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發展政府作用,做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合力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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